揭秘：知青典型们的当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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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快乐老人报记者李仲文
最近的中国知青文化节上，一批知青典型的面孔颇引人注目。徐建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柴春泽……当年上山下乡运动塑造了一系列知青典型，他们单纯青涩、怀抱理想，变成政治符号后又身不由己。光环褪去后，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世浮沉和观念递嬗？他们现在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从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的50年代到“文革”高潮阶段，曾树立了很多的知青典型。从50年代初期的徐建春、吕根泽、杨明汉，到60年代的邢燕子、侯隽、吕玉兰、董加耕，70年代的柴春泽与朱克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典型知青群体。而从1963年开始，知青典型的树立活动达到了高潮阶段，几乎每一地区，每一类型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有典型被树立，被大张旗鼓地宣传。
政治上大起大落是知青典型的普遍经历。从出名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便不能够由自己做主，他们的命运随着政治形势变化而变动着。随着“文革”的结束，“四人帮”的垮台，他们也大多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受到审查，甚至被关押。光环褪去后，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世浮沉和观念递嬗？他们现在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柴春泽：走不出知青情结
柴春泽
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柴春泽在1974年红遍全国的家书
柴春泽是1971年下乡的知青，毕业于赤峰6中，在昭乌达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玉田皋大队插队。按照当时的政策，知青插队两年以后就可以参加招工招生，所以，1973年，在平庄矿务局当干部的父亲想把柴春泽办回城里当工人，没想到，柴春泽拒绝了父亲的好意，他还给父亲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批评了父亲利用职权走后门的做法，表示了自己彻底决裂旧观念、扎根农村60年的决心。为了向大家表示自己的决心，柴春泽在青年点宣读了他的信，很快，《辽宁日报》便在头版头条以《小将们的挑战》为题刊登了这封信，还加了编者按。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又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刊登了柴春泽的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一天向全国广播，柴春泽一举成名。
2003年底，昔日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柴春泽应大连知青姜宝泰的邀请，从赤峰来到大连，这是他继1976年第一次来大连之后，第二次到大连来，相隔整整27年。
这27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柴春泽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7年前，他是作为一代青年的榜样到大连做报告的，受到了各级领导的隆重接待，今天，他只是受朋友之邀来大连看看的普通游客。
走在繁华美丽的大连街头，柴春泽坦然面对这巨大的心理落差。
目前，他是赤峰市电视大学的助理研究员，属于中级职称，他的工作是给6个班的学生当班主任，从1987年到1997年，他当了10年助教，如果不是老校长在毕业后留校工作，如果不是老校长在退休前坚持让他参加评职称，他可能现在还是个助教。不论是评职称，还是分房子，柴春泽都不去争，能有一个工作，每月能挣一份工资，他就很满足了。
漫长的岁月，坎坷的经历，使柴春泽从一个敢于反潮流的知青典型变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人。狱中岁月是最难熬的。
历史变化无常。“四人帮”被粉碎后，柴春泽被隔离审查，并于1978年4月被捕入狱，代号012。柴春泽在监狱里理解了一个词，那就是度日如年。过去，他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一天过得很快，简直就是飞逝，而监狱却把一天的时间拉得很长很长，日出的时候，盼着日落，日落的时候，他又盼着日出，光线在牢房的墙上一寸一寸地移动，生命在没有自由的狭窄空间慢慢地枯萎。1979年12月13日，柴春泽终于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不再是“012号”，关于他无罪释放的材料非常长，有关人员向他宣读了两个多小时，可柴春泽的大脑一片空白，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最后，他才明白，他自由了，这让他极为吃惊，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又获得了自由，他渴望了500多个日日夜夜的自由突然来临时，却像一道激光险些把他击倒。
在他出狱10年后，柴春泽曾告诉我，如果不是他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刘立新小心地看护他，他很可能在出狱的那天精神崩溃，变成一个精神病人。那天，他一个人离开监狱回到家时，家里没有人，家人不知道他那天出狱，他自己事先也不知道。他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柴春泽忍不住想仰天大笑，他在心里告诫自己，千万不能笑出来，笑出来我就会疯的，他努力抑制着自己，他不能让那恐怖的笑声像洪水一样，冲破精神的堤坝。
两行清泪从他的眼中滚落下来。家庭亲情是最宝贵的
第二年春天，柴春泽和刘立新结婚了。刘立新也是知青，和柴春泽在同一个青年点，他们在共同的劳动和生活中建立起恋爱关系，刘立新是回族，所以，结婚后，柴春泽也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回民，严格遵守回民的民族习惯。
婚后的生活十分清苦，柴春泽甚至还想回到农村去，他说，他不能践踏自己扎根农村60年的诺言，这让刘立新非常痛苦，很多朋友都劝柴春泽要识时务，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和变化，那时，人们还不会说与时俱进这个词，但就是这个意思。特别是作家金河，给柴春泽写了好几封信，到大连后就向我打听金河的近况，我告诉他金河老师生活得很好，他非常高兴。
1981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
他们是一对长相平常的夫妻，可他们的女儿却非常出色，现在他们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放假回家时，有人见到了，也很吃惊，对刘立新说，没想到你们会有这么好的女儿。柴春泽告诉我，刘立新可不高兴了，回家跟柴春泽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有这么好的女儿呢？
柴春泽说：“她会长，光取我们俩的优点。”柴春泽女儿在天津学新闻。现在女儿是柴春泽这一生最杰出的作品，她在给父母的贺年片上写道：是你们给了我人世间最恒久、最广博、最伟大的爱，爱你们，永远。
柴春泽在成为父亲之后，对自己的父亲有了新的理解。当年就有人说他六亲不认，靠批评自己的父亲出名，可他的父亲从没有责怪过他，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最无私的。柴春泽说，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对我们来说，毛主席的话要远远胜过父母的话。柴春泽那时给父亲写信，称父亲为柴文同志，后来，他还问过父亲，我们俩到底谁对？父亲说，还是你对，但做什么事都不能过头。父亲79岁时去世，对柴春泽非常满意。
在那个革命化的年代，亲情被淡化了，当柴春泽成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之后，他才懂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亲情。知青缘是解不开的
柴春泽一直在电大当老师，对市场经济不了解，但是，在工作中，他发现，学校和学生都有大量材料需要打字复印，其他单位肯定也有，他就建议妻子刘立新开办一家复印社，刘立新担心不赚钱，柴春泽鼓励她说，你好好经营，肯定能行。刘立新就在街上租了一间小门市房，买了一台旧复印机和一台旧电脑，开办了一家打字复印社，生意果然不错，到现在已经7年了，又增加了一台新复印机和一台新电脑，收入也不错。
柴春泽利用复印社的条件，创办了一张小报，名曰《信息服务》，全部刊登知青的信息，开始是一个月出一期，后来就不定期出，到现在已经出了84期，每期印300张，免费邮寄给全国各地的知青朋友。从那张小小的信息报上，知青们知道了当年一些知青典型的近况，还有许多和知青有关的信息，比如，侯隽出任了知青经济发展促进会的会长，并在宝坻县创办了中国知青村。上海知青出版了在西双版纳插队时的大型影集《勐龙印迹》，中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刘小萌正在主编“中国知青口述历史”。这些信息都是柴春泽收集的，除了电大的工作之外，这是他投入感情和精力最多的事情，久而久之，他那里就变成了一个知青信息驿站。我想，他这次到大连的活动肯定会出现在下一期的信息服务上。
柴春泽说在我的心里，总是有一个知青情结。他说我走不出来，我女儿跟她妈妈说，我爸爸喜欢生活在过去的精神世界里，就别打扰他了。
喜欢生活在过去的精神世界里，是因为过去的生活给他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一说起过去的事，知青的事情，柴春泽就兴致勃勃，话如泉涌。
这些年，柴春泽多次回到当年插队的玉田皋，每次回去都受到了当地老乡的欢迎。玉田皋过去是个穷地方，大片的盐碱地，粮食产量极低，柴春泽担任公社党委书记后，带领社员平整土地，从红山水库引水种水稻，1976年种了1700亩，绿色食品。吃水不忘挖井人，每年秋收后，玉田皋人都要到赤峰给柴春泽送大米。说起这件事，柴春泽也很感慨，当年做了那么多事，只有这一件利国利民。
曾经有过的辉煌，曾经有过的苦难，都化成了笑容和泪水，构成了柴春泽生命的底色。
董加耕：现在还有人说我带了个坏头
董加耕
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怀天下。
——董加耕传遍全国的名言
如今的董加耕在家养养花种种草，不时有人揶揄几句：“老董啊，你也玩这个啊？”
1961年，21岁的董加耕被保送上北京大学，他却自愿放弃机会回乡务农。回到江苏省盐都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有位老伯用烟斗敲我的脑袋说：‘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
1963年下半年，随着各大媒体对董加耕的报道，“学习董加耕，建设新农村”成为流传极广的口号。1964年董加耕还被邀请参加了毛泽东的71岁寿宴，“我坐在毛主席的左手边，主席将自己的一碗饭拨给我，并给我夹饺子和烧饼”。
但仅两年后，董加耕就被冠以“刘少奇培养的黑标兵”等罪名，一度被关押。“我当时到北京开会回来，还没下汽车就被一群红卫兵包围了，我大喊‘我是董加耕，你们搞错了’，‘没错！董加耕，盐城地区最大的走资派！’”直到1974年，董加耕才重见天日，“回到家，两个孩子喊了我好几天野男人，不肯亲近我。”“文革”后期，董加耕因曾被江青召见过，又被审查，1977年底回乡劳动。
2000年，董加耕从盐都区政协副主席的岗位上退下来，和老伴过着平静的生活。“有些企业来找我做‘形象代言人’，还有人要以我的名字命名一个公司，我都没有答应”。前不久，在江苏镇江的一次知青聚会上，还有人当众说：“董加耕当年带了个坏头。”对此，董加耕只是笑笑。这两天，上海的一家知青网站搞周年庆，董加耕又被邀请前往，“虽不愿抛头露面，但能见见一些老知青，也就答应了”。
侯隽：每周都去老年大学学绘画
侯隽
我们是学雷锋、学侯隽去的。
——1963年下乡支农知青最流行的一句话
这些年的大型知青聚会上，侯隽总会出现。11月，她又得去上海、深圳参加两次知青聚会。每一次，她发言时总是坚持：上山下乡是一种有益的锻炼，不能自己现在生活不好了就全赖上山下乡的日子。
1962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侯隽主动要求到河北省宝坻县插队，当时她才19岁。“我妈妈当时难过：你现在迁户口走了容易，将来你要后悔了，再让妈妈给弄回来，那妈妈没那本事。”侯隽作为典型被发现是很偶然的。“当时，有位叫黄宗英的作家来采访邢燕子，结果就听说这有个北京姑娘，挺特别的。她就跟我在那儿呆了有一个月，后来写了《特别的姑娘》。”1963年7月，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侯隽的名字迅速传入千家万户，最多时曾担任13个职务。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侯隽同样被扣上“刘少奇的孝子贤孙”的帽子，“四人帮”垮台后再次身陷政治漩涡。“1974年，江青来视察天津小靳庄，她见我没有帽子，就说把在延安开荒时戴的帽子送给我……我当时傻乎乎的，还写了一首赞草帽的诗。”侯隽因此接受了政治审查。一年后她说清所有问题，回到宝坻县担任窦家桥大队党支部书记。
2002年，她在窦家桥种下一片知青林，现已发展为中国知青村。刚开始的几年里，因为开支较大，侯隽必须卖掉一些树来维持一年10万元的维护费用。现在，知青林和中国知青村都交给了地方政府。
2007年退休后，侯隽住在宝坻区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里，每周去老年大学学习绘画，花鸟牡丹葡萄画得最好。“女儿住在北京，我经常请教她电脑问题，学着做了个中国知青网。”对于当初的选择，侯隽打了个比方：“搁到现在，我还会选择农村，没准我会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
卢忠阳：这辈子虽不荣耀但不丢人
卢忠阳在知青岁月中学习时的留影。
“广阔天地”，指的就是过去的河南郏县大李庄乡，今天的郏县广阔天地乡（广天乡）。在上世纪50年代，它因开创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的先例获毛泽东亲笔批示而闻名。卢忠阳正是在这里下乡成长为知青典型，后来他升迁走了出去，如今又回到了这里的吴堂村生活养老。
“我那时候根本没考虑要干啥，准备退学时，同学还劝我至少上完高中，但我还是回农村了。”卢忠阳1958年在郏县第一中学上完高一，就回到农村，此后10年，他从记工员干到大队支部书记，并被树为回乡知青典型。
1968年8月下旬，省革委会安排卢忠阳去郑州作报告。“稿子是县里的人帮忙写的，讲农村需要知识分子。”没想到，几千名青年学生听完报告后争着报名，要到大李庄乡去。
1970年，卢忠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学水利，2年后他又回到了农村，同去的一位同学则进了水利部门工作。1973年后，卢忠阳逐步升迁，很快成为河南省委常委，1973年当选为中共十大候补中央委员。但1978年后，他又一路降级，最终在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位置上退休。“我不是当大官的料。”卢忠阳对此看得很开。
退休后，卢忠阳搬回了农村，每月拿着1000多元的退休金。在村里没事，他就找同龄人聊聊天，散散步。这两年来，他的身体很不好，有时候要卧床好长一段时间，“我这辈子，不荣耀，也不丢人，算个平凡人吧。”他说。
薛喜梅：一切像过眼云烟
薛喜梅就是听了卢忠阳的报告，才报名下乡的。1968年8月24日，未满17岁的她下到郏县大李庄乡，“从那一天开始，我就跟农民打了几十年交道”。
“为了大有作为，我开始办小学，在大树下挂个黑板，下雨就去牛棚上课。种烟苗啊，天一冷，就把自己的被子盖到地里。”经过辛勤劳作，薛喜梅所在的村每年交爱国粮最多。之后几年，她被推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并成为共青团河南省委副书记。
让她最难忘的还是出国。“1974年，省里让我去美国考察农业，那时中美尚未建交，周围的人都嘀咕着‘薛喜梅要去资本主义美国了’，去了之后，我才发现（那里）跟听说的完全不一样，农业很发达，全是机械化作业。回来后，我还学着美国经验搞粮食烘干，没有机器就造个土窑，不过终究没成功。”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因为曾经给江青送过信，薛喜梅受牵连。“我记得，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了同学的妈妈，就到她家里去坐了一会。可她单位的人听说了，就让她写检查，那段时间，我就像‘瘟神’一样。不过查了我好几年，什么也没查到。”
1980年，当了12年农民的薛喜梅回到河南郑州，经过批准，她进入河南省农学院农学系学习，之后进入河南省农科院工作。2007年退休后，薛喜梅才过上悠闲的生活，“这才真成‘城里人’了，早上去公园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练练剑。过去的一切，就像过眼云烟一样，不去想了。”
吴献忠：我的人生从50岁开始
吴献忠当年的知青照。
作为当年全国“知青一号骄女”，吴献忠曾“消失”了20多年，当她1998年又出现在公众视野时，已身为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3年前，她退休了，现在住在辽宁抚顺老家。63岁的她说：“我的人生，是从50岁开始的。现在还是很忙，这段时间来，都被一些社会活动排满了。”
“对于那段知青岁月，我仍心存感激。”1968年9月，吴献忠扛起行李到辽宁黑山县耿屯一队插队， 她誓言“扎根农村，愿做荒山开拓者，不做花园享乐人”，此话成为当时全国知青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1976年，吴献忠因在县里一次会议上“失言”遭受批判，为此入狱3年多。1981年出狱时，之前的恋人离开了她。这时，黑山县一位农村青年经常给她写情书，其中一句深深打动了她——“我追求你，只是想用一颗滚烫的心去温暖另一颗受伤的冰冷的心。”
可惜，这段婚姻最终在1989年走到了尽头。此后，吴献忠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被分配到抚顺肉鸡联营公司当保管员，后来被聘为沈阳高楼香鸡公司的经营经理。“1998年6月，我辞去公职，拿出多年积蓄办起了辽宁知青食品有限公司，其他股东也是当年的下乡知青”。
如今，吴献忠和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儿子在美国留学也快毕业了，“我还有个梦想，就是想和知青朋友建一栋知青大厦，为知青那代人做点什么，留下点什么。”
徐建春：遗憾没有上够学
徐建春是知青中的第一个明星，她给毛主席点烟的照片，很多人都记忆尤深。不过，近些年来，就算是知青群体的大型聚会，徐建春也很少露面。她也没有担任任何知青组织的相关职务，平时就在家看看书读读报，“我就是个普通老太太，平静地过晚年生活”。
1950年，徐建春高小毕业回到老家山东掖县后吕村。15岁的她被大家推选为互助组组长，之后她又成为初级社社长，管理过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当过劳模。1954年4月21日，《大众日报》发表《徐建春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不久被《人民日报》转载，徐建春顿时成了全国第一个明星知青。
和毛主席的合影是徐建春最珍爱的一样东西。1957年，她进京参加团代会。毛主席来到团代表们中间，谈话间，主席掏出一支烟，徐建春见桌上有盒火柴，就上前给主席点烟。这个瞬间记者拍了下来，穿着花格布袄的徐建春让全国的知青羡慕不已。
“我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上够学，当年在生产中就总感到知识不够用。后来，我的家里也请过好几个小保姆，都是从农村来的小姑娘，为了供家里的孩子上学，她们很早就到城市里来打工，看着她们，我就想起自己以前的经历。”1962年，按照她的愿望，组织安排她到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学习。1964年，徐建春调任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1971年她被选为中共山东省委常委，1977年起担任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到退休。“别的活动很少去，但有共青团和青少年的活动，（就算）身体不好我也要去看看。”
本文来源：快乐老人报-快乐老人网，作者：李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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